入围“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主体遗存年代为青铜时代，但其年代上限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四个项目的田野实践和学术价值，都十分耀眼。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现场
裴李岗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近年来开展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多个层面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遗址西部发现了厚达8米连续堆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年代跨度从距今约3.6万年至1.4万年前。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场所，赤铁矿染色，磨盘类磨制石器，食物的广谱化趋势等诸种文化因素集中出现，为探索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细石器技术起源和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进而表明，裴李岗遗址的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新石器时代，而是贯穿了从旧石器晚期到旧新石器过渡的完整链条。
新石器遗存的发掘，是聚落考古的成功突破：西部墓葬区揭露得更加完整；首次发现了南部墓葬区；聚落内部结构进一步厘清。生活区可分为若干组，每组以房址、灰坑和陶窑为基本单元，构成独立的生产、生活实体。墓葬区与生活区相对分离，但又有局部重叠。西部核心墓葬区的墓圹偏大，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绿松石的比例远高于南部墓区。裴李岗聚落内部的生活区与墓葬区分隔，以及成组、成排的墓葬形态、不同墓区的等级差异，都可视为古国形成前夜社会分化的早期表现。遗址中发现的木骨泥墙残迹，将中原红烧土建筑技术的起源上溯了千年。多室式建筑中出土的陶塑人物与动物形象，采用刻画、浮雕等多种技法，獠牙形象尤其引人注目，被认为是重要的造神元素。在史前中国獠牙形象演进序列中，裴李岗人面獠牙形象处于源头地位。墓葬出土陶器残留物中发现红麹霉、酵母及淀粉粒，证实以稻酿酒的存在。以稻米为原料的红麹霉发酵技术被用于日常生活及宴饮、丧葬仪式，揭示了稻作农业扩散的文化动因——不仅是为了果腹之需，也为了精神层面的需求。
裴李岗遗址出土陶塑
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两大课题：一是农业溯源，二是文明溯源。裴李岗遗址恰好在这两个最根本的课题上都提供了突破性的材料——它既是农业社会奠定的关键节点，又显示出社会分化和精神信仰的早期征兆。从旧石器晚期的流动采集到裴李岗文化的定居农耕，从平等平均的氏族社会到已可分辨的聚落内部分化，裴李岗遗址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转型过程。这一转型，正是日后“古国时代”降临的深层基础。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位于中华文明起源主根主脉的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步阶段有着深厚积淀。
郑家沟遗址的发掘，呈现了红山文化西南向推进与“古国时代”的新图景。调查显示，仅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发现积石冢9座，一号积石冢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者。碳十四测年显示，郑家沟一号积石冢年代距今约在5100年至4800年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越过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下限。这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冀西北地区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它不仅为研究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丧葬祭祀习俗、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材料，也为探索红山文化的流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郑家沟1号积石冢天河石
一号积石冢的营建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下层墓葬为代表，以 M104 为早期中心大墓。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围绕M104营建的墓葬中埋葬的个体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这种集中埋葬在祖先周围的行为应是一种凝聚家族力量、强化血缘认同的表现。第二阶段以 M101 为中心，发现了圆形石护墙。M78 墓东侧发现一彩绘兽首泥塑，其制作工艺与牛河梁女神庙壁画高度相似，显示出与红山文化核心区直接的精神关联。第三阶段在下层冢之上营建了三重梯形冢墙，并将冢内的东部地面改造为三级自东向西逐级升高的阶梯状土台，还划分了明确的墓葬区与祭祀区。M16与M65是这一阶段遗物最为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与中心大墓呈对称分布，其内出土了绿松石饰、螺饰以及玉斧、玉钺、天河石饰等多种贵重物品。这些贵重的随葬品不仅体现了社会上层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与远距离的交流能力，也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郑家沟一号积石冢展现出的复杂丧葬体系、标准化祭祀礼仪和阶层化的用玉制度，都反映出一个高于氏族部落，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已然形成。这正是“古国时代”理论所描述的社会形态：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基础上，强势血缘集体胜出并建立超越氏族的社会组织。郑家沟遗址的考古，填补了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格局中各区域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提供了鲜活个案，是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文化接触与融合的典型范例。
南佐遗址作为仰韶文化晚期陇东地区的都邑性聚落，其在学术上的震撼力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南佐遗址总面积600万平方米，比目前黄河流域范围内的重要遗存代表如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都要大。
南佐遗址高等级院落F1正射影像图
南佐遗址的考古，揭示多圈层超大型聚落结构，形成以核心区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宏大聚落结构。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九座大型夯土台、高等级建筑区及环壕等构成。如此规模巨大、布局严整的多圈层结构，表明南佐社会内部已经高度复杂化。核心区中央的“宫城”是一座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夯土院落，坐北朝南，布局严整。宫内主殿F1建筑面积约690平方米，加上外围散水面积达824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最好的5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室内由隔墙分为前厅和后堂两部分，隔墙等距开三门，体现出严格的礼仪规范。墙体厚约1.5米，残高约2米，以板筑法用黑土和黄土交替夯筑而成，局部夯窝明显。墙体上保存有精细修补的多层白灰面痕迹，展现了公元前五千纪黄河流域先民高超的建筑工艺。
南佐发现了中国最早、最清晰的都邑中轴线，以“宫城”内主殿F1的中轴线为基准，贯穿整个核心区。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四座大型夯土台，“宫城”雄踞于核心区北部中央，“宫城”南门、主殿F1火塘、中门三点一线 。西二号夯土台东侧大型建筑F21，结构与主殿F1相似，面积约600平方米；西三号夯土台为面积近1770平方米的长方形台体。显示出择中建都、择中建宫、择中建殿的布局，开创了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
南佐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器物。白陶器制作精良，原料采用高岭土等优质材料，最薄处仅1毫米，其易损的薄胎高温工艺表明主要为非日常的礼仪功能。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稻米在黄土高原地区属首次大规模发现，锶同位素分析显示稻米可能主要产自本地。稻米出土于宫殿区，其他区域非常稀少，暗示其可能具有“特殊用途”。绿松石、朱砂等珍稀资源来自秦岭地区，显示出南佐社会对远距离资源的掌控能力。这些发现共同印证了学界论断：在古国演进的过程中，社会上层有了巩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新手段，南佐社会已建立起复杂的礼制体系和资源远距离流通网络。
呼斯塔遗址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2025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增添了不可或缺的西域维度。首先在于确认西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和外围其他遗迹构成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城址由石砌城墙包围，城址面积广大、结构复杂、配套设施完备，显然是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罕见的核心聚落。其次在东区墓地第1号冢（编号Z1）的重大发现，改写了新疆青铜时代编年。Z1出土遗物异常丰富，共计300余件套，包括石人、权杖、权杖头、陶“香炉”、陶罐、木器、石镞、角镞、铜刀，以及大量质地不同的装饰品。碳十四测年显示，Z1的上层墓葬和封土下面的主墓年代均为公元前2800—公元前2600年。墓葬内人骨分属多个个体，主墓内确认人骨最大个体数达120例，为研究青铜时代天山地区的人群结构和社会网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基因库材料。
呼斯塔遗址东区墓地Z1（南向北）
呼斯塔遗址的时间跨度覆盖了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600年）的漫长时期，本身就是一个文明世代传承的活标本。从空间上看，遗址地处天山山脉西段的咽喉地带，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遗址展现的面貌兼具欧亚草原东部文化的特色和本地化的特征，既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文化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东西方文明互动的桥梁与见证。呼斯塔遗址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脉络、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关键实物线索。
裴李岗、郑家沟、南佐和呼斯塔遗址在其所处时空维度中，都是区域的中心，如星拱之北辰，将其放在“满天星斗”的“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框架下加以整合，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的学术认识。
其一，这四个遗址在时间上构成了一部从旧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的连续编年。裴李岗遗址以距今3.6万年至7600年的连续地层，衔接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的过渡；郑家沟遗址距今5100年~4800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和古国时代的后段；南佐遗址距今5100年~4700年，正是仰韶文化晚期古国时代的高峰；呼斯塔遗址东区墓地Z1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600年，核心区城址已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四个遗址的年代虽然有所错落，但其时间线的总跨度覆盖了从旧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漫长演进过程。
其二，这四个遗址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同的文化区系。裴李岗遗址代表了中原文化区从旧新过渡到早期农业社会的过程，是文明主根主脉的奠基；郑家沟遗址是红山文化向西南扩展并在冀西北形成地方中心的表现，体现了北方文化区的古国形态和区域文化互动；南佐遗址是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最高成就，代表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文明化高峰；呼斯塔遗址则代表了西部边疆地区青铜时代的独特社会形态。四个遗址天各一方，各自回应着本地文化生态条件下的不同文明化路径，共同绘就了“满天星斗”般多彩的史前文明图景。
其三，这四个遗址共同呈现了从“古国”到“王国”演进过程中一些普遍性的社会特征。如社会分化日益显著、基层组织动员能力日益强大、礼制体系和仪式活动日益制度化、跨区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些考古学现象反复出现在不同遗址中。裴李岗遗址已经可以看到不同墓区在葬式、随葬品上的明显分化；郑家沟遗址积石冢的五百年持续营建展现了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南佐遗址的“九台”“宫城”及中轴线规划更是将社会组织力推向了都邑性聚落的最高层次；呼斯塔遗址以大型城址和高级玉、铜、陨铁器等器物表明其社会同样存在着阶层分化和贵贱之别。尽管如此，各地区的古国形态又各具特色——裴李岗反映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小规模初步分化，郑家沟反映红山文化依靠礼仪和宗教维系的社会网络，南佐反映以建筑规划和礼制为中心的集权政治，呼斯塔则反映以畜牧业经济和跨区域资源流动为动力的社会演进。
其四，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整体框架来看，2025年度的这些发现实质性地充实和深化了对“古国时代”的理论认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课题中，郑家沟遗址的发现直接纳入“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范畴，南佐遗址的发掘则是对黄土高原文明化进程的深度回应。由此形成的学术版图显示，中国史前社会向文明国家的演进并非单线推进，而是多区域、多阶段、多路径的复杂过程——东亚最早的酒、中国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红山文化最西端的积石冢、黄土高原最宏大的中轴线都邑……所有这些，共同讲述了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未曾中断的文明故事。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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